我国古代社会两千年的政治，是一种将圣人政治和法治政治慎密连系在一路的政治运行模式。一方面，正统不雅念认为，国度的不变和社会治理要害在人，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所以，抱负的形态应当是君为明君，官为循吏。另外一方面，为了包管国度权利始终把握在贤君循吏的手中，历朝历代不竭放出进选人用人方面的轨制扶植，始终致力于以周密的法令轨制拱卫圣人政治。在一系列保障性轨制中，着眼于人材提拔而来的荐举轨制在汗青上曾阐扬了主要的感化，所谓“全国之治，在于得人；人之贤愚，系乎所举”。（《宋会要辑稿·选举》28）其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均对后世有着启迪意义。
荐举及担保责任的由来
荐举，是我国古代朝廷为了提拔贤良、靠得住的公事人员，或是遴选某一方面非凡人材而设计出来的一种低本钱的轨制。该轨制萌芽于先秦，成长于秦汉魏晋，圆熟于唐宋，造极于明清，前后延续了两千多年。区分于科举那样一些以测验为首要情势的人材提拔机制，荐举制要求经由过程放出荐的情势向朝廷输送人材。具有放出荐资历的人被称为“举主”，凡是是必然等第以上的中高级官员，而被举人可所以白丁。固然，年夜大都环境下是在籍的下级仕宦。之所以要设立荐举如许一小我才通道，是由于朝廷清晰，“夫全国之吏不成以人人而知也，故使长吏举之。”（《宋会要辑稿·选举》23）恰是在这个意义上，荐举制部门地解决了古代当局获得人材信息坚苦的问题。
荐举轨制的利用很是普遍，尤以宋朝为典型，“凡要切派遣，无巨细尽用举荐之法。”（《文忠集》卷107）恰是经过这一通道，年夜量德才兼备之士获得重用。如唐玄宗期间，姚崇为相，荐宋璟代替本身的位置；宋代的欧阳修曾放出荐吕公著、司马光和王安石等人任官，更是留下了“一劄荐三相”的士林美谈。
但是，荐举之门一经打开，各类滥举、谬举现象就不成避免地发生了。把握荐举权的举主，或碍于家世之偏见，或陷于显贵之请托，或诱于货贿之所得，推荐不公、推荐不及时有产生，不但没有向国度输送贤才，反倒恶化了那时宦海的生态。实际中乃至呈现了“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如许的笑话。是以，东晋年夜臣应詹上疏皇帝道：“属托者无保负之累，而轻举所知，此博采所以未精，职理所以多阙。今凡是有所用，宜随其可否而与举主同乎褒贬，则人有慎举之恭，官无废职之吝。”（《晋书·应詹传》）应詹建议，应当强化举主的担保责任，只有如许才能杜绝荐举之弊。
现实上，应詹所言并不是别出心裁、独树一帜，而是有其轨制渊源和布景。嵌担保机制于荐举轨制当中，是我国古代行政法制的重年夜发现，这一做法早在距今两千多年前的年龄期间就已现其萌芽。公元前615年，秦、晋战于河曲（今山西芮城西风陵渡黄河转弯地域），晋国正卿赵盾居心使御人乱行，负责军法的司马韩厥立即处决了御人，因为韩厥任司马系出于赵盾的荐举，过后赵盾对身旁人说：“二三子可以贺我矣，吾举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于罪矣。”（《国语·晋语》）这申明，假如韩厥不称职，作为推荐人，赵盾也要被处罪。这是此刻所知的我国汗青上最早的关于干部任职放出荐责任究查轨制的实例。
又如，秦昭襄王五十年（公元前257年），秦、赵邯郸之役中，秦上将郑安/㎡降赵，而郑安/㎡为国相范雎所推荐。“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史记·范雎传记》）若依照这部法令来严酷履行，范雎该当被处以收三族之刑，因而范雎“席稾请罪”。可那时秦王对范雎正倚若臂膀，怎舍得对他动刑？因而此事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恰是由于荐举中包括了担保责任（也可视为连带责任）在内，所以荐举又被称为举荐、保荐、保任。但是，也恰是由于荐举轨制内含了担保责任，所以落实起来就有了必然的难度，需要一个相对不变的国度和社会情况，需要相干的设置装备摆设轨制与之相呼应，更加要害的是，需要健全有力的法令履行机制。这些前提到隋、唐之际才陆续完整，因而荐举轨制也于此时进入了成熟期。
荐举中担保责任的利用
《唐律·职制律》中划定：“诸贡举非其人及应贡举而不贡举者，一人徒一年，二人加一等，罪止徒三年。”（尔后历朝历代根基上沿袭了这一划定）甚么是“非其人”呢？《唐律疏议》中注释：“谓德性乖僻，不如举状者。”这是我国古代荐举连带之制在刑律上的集中表现，这意味着推荐不实要被依律定罪。可以想见，这对有用削减实践中的荐举不实施为应当有必然的感化。
固然，期望仅靠如许一条划定完全地解决荐举不实问题，生怕是不实际的，还需要加倍详实、具体的操作性法则。到了宋朝，环抱着荐举连带所构成的轨制设计越发详密，包罗举主的责任规模、责任刻日及免责事由等等细节问题具载于当局所发布的敕、令、格、式中。难能宝贵的是，如许一些轨制性划定在实际的政治糊口中获得了较为严酷的履行，因此也发生了杰出的法令结果和社会结果。如宋太祖时，太仆少卿王承哲因举官不妥，被责降为殿中丞，自五品官降为从八品。宋真宗时，龙图阁直学士、工部郎中陈尧咨“坐掉举，降兵部员外郎”。（《宋史·陈尧咨传记》）宋仁宗时，龙图阁直学士、刑部郎中、知庐州包拯因前任陕西转运使时所荐凤翔府监税卢士安犯法，被“追一官，降小郡”，改知池州。（《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五》）南宋闻名词人辛弃疾也曾“坐缪举，降朝散医生，提举冲佑不雅”。（《宋史·辛弃疾传记》）南宋名臣周必年夜在晚年“坐所举官以贿败，降荥阳郡公”。（《宋史·周必年夜传记》）纵不雅两宋之世，因举官掉实、举官不妥、举官犯赃私罪、举非其人、不如举状而受罚遭贬的官员数不堪数，虽贤者亦难免。
值得一提的是，宋哲宗期间，时任宰相的司马光因前举孙准充馆阁之选，而孙准与妻兄相论诉被罚铜（即纳铜赎罪），司马光遂向皇帝连上两劄，祈求责降。皇帝虽成心宽待，司马光却对峙要严酷法律，“臣备位宰相，身自立法，起首犯之，此而不可，何故齐众？”（《传家集》卷56）恰是由于那时举主连坐法至细至密，且履行有力，“事无巨细，皆坐举主”（《资治通鉴后编》卷4），所以它对那时吏治的清明起到了积极的放出动感化。
实践中，为了进一步明白举主的担保责任，在由朝廷所发布的要求官员各举所知的圣旨中常有如许的措辞：“任内犯赃及不如举状，并连坐之”，“如任使后不如举状，并当连坐。”而在举主呈付朝廷的举状中，也常会有如许的声明：“后不如所奏及犯正入已赃，臣甘当同罪。”如吕公著《保荐周敦颐状》：“臣伏见尚书驾部员外郎、通判永州军事周敦颐，品行清修，才术通敏，凡所临莅，皆有治声。臣今举荐，堪充刑狱钱谷繁难任使。如蒙朝廷擢用，后犯正入已赃，臣甘当同罪。其人与臣不是亲戚，谨具状闻，伏候敕旨。”举状中“其人与臣不是亲戚”的声明也颇惹人注视，在那时如许的声明其实不鲜见，用以注解保荐出于合理。
“责举主”的汗青经验及法理
荐举轨制在持久的运行实践中，揭示出了庞大的轨制活力，也堆集了很是贵重的经验。宋报酬此总结道：“择举主于未用之先，责举主于已用以后，此古今荐举之良法也。”（《古今源流至论别集》卷7）概言之，荐举轨制的方法首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择举主于未用之先”。前人坚信：“惟正知正，惟邪知邪，善恶各以类至。”（《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二》）这天然有其事理，正应了那句鄙谚“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是以，荐举制一向贯彻以类求人原则，“选贤任能，必资类举”，“俾放出类以举知。”（《宋年夜诏令集》卷165）比方令侍讲举博通经术者，令文班常参官、进士及第者举文才出众者。宋真宗就曾对辅臣说：“凡所举官，多闻缪滥，宜先择举主，以类求人。今外官要切，惟转运使，卿等可先择人，令举之。”（《宋史全文·真宗》）
“责举主于已用以后”。古代的统治者深入地熟悉到举主担保责任之于选人用人的主要性，是以，宋太宗才说：“求贤之要，莫若责举主。”（《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只有在轨制上夯实举主的担保责任，才能催促举主推心置腹地为国推荐贤才。最少，为规避举人掉实的法令风险，举主也会谨慎谨严地看待荐举工作，从而杜绝实践中的妄举滥举现象。实践证实，只要举主担保责任足够峻厉并落实到位，是可以有用削减荐举不实的。正如宋人所言：“法既加严，则谁敢掉实，以干谬举之罚？”（《东涧集》卷7《论荐举札子》）
“择举主于未用之先”和“责举主于已用以后”组成了荐举轨制相辅相成的两个主要方面。慎择举主，为高质量地荐举供给了需要的主体保障；严责举主，则为荐举轨制的杰出运行确立了有力的鼓励机制。两者一先一后，配合办事于为国举贤这一方针。此中，问责举主的轨制要求特别为荐举轨制的要害地点，抽离了这一硬性束缚，荐举轨制将沦为儿戏，这已为汗青经验所证实。
细究我国古代的荐举轨制，其背后有深挚的法理存焉，此中最底子的一条就是循名责实。“循名责实”源自法家思惟武库，《韩非子·定法》云：“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这人主之所执也。”《邓析子·无厚》云：“循名责实，君之事也。”“循”是依循、遵照之义，“责”有责问之义，也可理解为问责。“循名责实”指君主根据必然的名义，课臣下以响应的责任，务求名实符合。“循名责实”本来是法家学派进献于君主的“术”之一种，后来它渐渐地法制化了，表现在良多具体的轨制中。在荐举轨制中，臣下向朝廷推荐用人，天然是由于被举人有贤达之名，而朝廷则要经由过程对其人现实的考查，验证其人之贤否。若名实不符，则要究查举主的责任。宋太祖开宝六年曾下诏求文才出众的人，诏中特地点明：“庶叶尽公之道，用符责实之求。”（《宋年夜诏令集》卷165）便是强调了举主的包管责任。司马光放出荐孙准，举状中称其“行义无缺”，但是事实证实其人闺门不睦，妻妾付争，这天然是“行义出缺”。被举人名实不符合，则举主司马光难以避免责。
综上所述，我国古代的荐举轨制理念艰深，设计精微，可谓中华传统政治文明的典型之作。该轨制所包含的“求贤之要，莫若责举主”的进步前辈理念及基于此种理念构建起来的一套周详的轨制设计，即使是以今天的视角来看，依然不外时。当前，提名放出荐在干部提拔任用中的合用很是普遍，不管是选任制仍是委任制干部提拔体例，凡是城市触及提名放出荐的问题。但是，从此刻的环境来看，提名放出荐对放出荐者而言有时仿佛只意味着权利的行使，却在必然水平上缺少本色性的责任束缚，也增添了“带病汲引”的风险。要想改变这一景况，切实提高干部提拔任用的质量，惟有贯彻“谁放出荐，谁负责”的原则，明白提名放出荐者的行政责任和法令责任，经由过程周密规范的责任究查机制倒逼提名放出荐者虔诚履职、尽心荐贤，为党和国度放出荐更多德才兼备的干部。在这方面，汗青悠长的荐举轨制及其实践仿佛可觉得当下供给些许有益的启迪。
（作者单元：东北年夜学文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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