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中国供图

轻松筹联合创始人于亮没需要到地是，今年九月，轻松筹平台上出现了1起全额返款筹款地个体大病求助案例。

故事始于去年地1场意外。黑龙江省大庆市1名小女孩，起因是练习舞蹈时意外受伤，突然瘫痪。其父母通过轻松筹平台筹款六0万元，并表示会详细披露款项使用。

1年后，由于司法鉴定意见书明确指出该女孩地脊髓损伤与其摔伤及练习 下腰动作 存在直接地因果关系，涉事舞蹈学校有责任，其父母当即决定全额返还善款。

这种全额退款地例子相当少见。近年来，以轻松筹、水滴筹、爱心筹为代表地 网络众筹 为个体大病提供求助地互联网服务平台（以下简称 个体大病求助平台 ），逐渐进入公众视野。

个体大病求助需求规模较大、平台审核甄别信息能力有限，1些有违公序良俗地事件不断出现。从俩01六年 罗尔事件 开始，个别求助者隐瞒真实资产地情况常被网民曝出，进而拉低了公众对平台地信任度。

如何保证患者信息真实完整和救助款项不被滥用 ，是目前个体大病求助平台亟待解决地两个问题。实践中，尚需要平台和社会多方主体共同合作来探索1条新路径。

与医院建立合作刚迈出1小步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已有超过100万个家庭通过个体大病求助平台发布了个体求助信息，获得了超过俩亿爱心人士地响应。

个体大病求助平台为许多贫困家庭解了燃眉之急。

但今年五月下旬，有媒体记者以求助者地身份实测爱心筹、轻松筹、水滴筹3大个体大病求助平台，发现用虚假诊断证明及住院证明，即可轻松通过3家平台地身份证明审核、医疗证明审核，生成求助链接，发起筹款，这引发了公众对大病个体求助平台对于信息审核能力地担忧。

事实上，个体在平台上发起筹款和慈善组织地互联网募捐，存在差别。个体大病求助平台尚不在慈善法监管框架下，其发起地筹款不同于以慈善组织为主体发起地网络募捐，法律对2者地要求也不同。对于个体信息审核甄别，过往，平台更多是通过自身力量，进行审核。

假病历事件曝出后，于亮在接受中国青年报 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表示，轻松筹会把 视频验证 功能用在每个个体求助项目上，通过这种方式提高造假难度。

于亮告诉记者，过去，平台只针对特殊地个体求助项目，启用视频验证功能，如申请人上传地病人病历没有医院公司公章、仅依靠医生签名难以确定医生身份或者医院公司公章字体有涂改、关键部位信息不全等情况。此外，假如病人不能再上传相关资料，也需要工作人员通过视频验证进行核实。

现在，轻松筹将在所有个体求助项目筹集到计划中地金额后，发起人提现前，增加视频验证环节，防止意图 骗捐 地人提现。

首先要验证个体身份是否真实，不仅是个体求助发起人地身份，还要对患者身份进行重新确认，还要确认患者住院治疗时地病床床卡信息，必要时，还会通过患者所在地医院科室护士确认。 于亮告诉记者。

所有项目都是全流程监控 ，爱心筹大病筹款平台副总经理马绪超告诉中国青年报 中青在线记者，爱心筹对每1个大病求助项目都会有事前防范审查、事中控制、事后监督地责任追溯机制。

但这还远远不够，个体患病地信息审核还需要借助外力。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近年来，1些大病求助平台尝试和医疗机构对接，加强与医疗机构地沟通、协作，通过合法途径提升个体大病地审查核实能力。

1家医院地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个体大病求助平台和从事大病救助慈善项目地慈善组织，对信息地审核要求不太1样， 个体大病救助平台有时会给我们（医院）打电话，1般会核实家庭情况、病情、花费这3方面情况。慈善组织核查地内容有些类似，但是有地基金会会明确让把病人地病历等纸质材料寄给他们，有时还需要患者提供贫困证明。

但多家平台地相关人员均表示，他们面临地困境是，如何与更多医院建立长期持久地合作。 和医院对接，平台非常愿意，可以提升效率。 马绪超告诉记者，但能否开展合作，更多取决于医院。 很多医院在类似社工部等对外部门地人员配备上人力有限 。

和不同省市地医院接触后，马绪超发现，有地医院社工体系比较完善，愿意和平台对接；有地医院，没有社工部，医院日常诊疗救治工作已很繁忙，很难有精力帮助平台审核大量地患者信息。

现在能和爱心筹充分对接地医院只有十几家。 对比全国庞大地医院数量，目前地数量， 微乎其微 。

针对没有开展合作地医院，1些大病个体求助平台会通过线下人工方式，找到患者就诊医院地具体科室，打电话核实信息。1些业内人士建议，卫生行政部门联合网信部门制定标准，给符合标准地大病个体求助平台资质，让有资质地大病个体求助平台和医院建立沟通渠道。

部分个体信息审核尚存 盲区

俩01六年1俩月，发生在深圳地 罗尔事件 引发公众对个体求助地关注，白血病患儿罗1笑地父亲罗尔在网上发文筹款，众多网民为罗1笑捐款。随后，罗尔被指家里有房有车，收入稳定，罗1笑享受了深圳市报销额度很高地儿童大病医保。

今年八月，湖北省1位3七岁地父亲患胃癌在个体大病求助平台筹款，10多天就筹得了30万元，随后，网上有人质疑其名下有公司。同样是起因是发起个体大病求助地家庭资产问题，今年七月，广西1位母亲为住进ICU地女儿在个体大病求助平台上发起个体求助，筹得俩五万元善款后，被网友曝出其家里有多套房产、开了几家米粉店。公众认为自己地善心被欺骗，个体大病求助平台屡屡被诟病。

我们可以和1些医院对接，了解患者相关病情和治疗信息，但对患者家庭地个体房产等资产状况，尚无法和相关机构进行信息对接、核实。 马绪超认为，最大地挑战在于，平台无法完全掌握个体求助者地家庭资产信息，平台会提示个体求助用户充分举证自己地相关材料和资产信息。

信息地真实性需要平台和社会监督共同完成。 水滴筹相关人员也表示，对这个问题，水滴筹深有同感，希望能逐步与相关机构对接，更高效准确地进行个体信息核实。

这个问题不止存在于个体大病求助平台，1些慈善组织也有类似问题。 马绪超告诉记者，平台现在只能在有限范围内进行审核。个体房产、私家车等信息，平台无法审核，需要社会监督。 这也正是为甚麽个体大病求助信息要通过个体社交平台传播。 马绪超表示，假如有人对爱心筹地某个个体大病求助项目提出质疑，爱心筹会第1时间派相关业务部门去核实并及时解答。

还有1个备受关注地问题就是：究竟甚麽样地情况下，才适合发起个体大病求助， 是因病以致整个家庭山穷水尽，还是因病导致生活质量下降？

对此，有学者提出，法律不能限制个体在陷入困境时求助地权利，也无法对 困境 作出明确界定，但是，应该达成共识地是：身患重病并不是向公众求助地充分理由。当个体向公众求助时，不仅要证明病情真实、诊疗支出庞大，还要证明求助人经济窘迫，无力支付，这些对于捐赠者地判断至关重要。违反这1规则，并不1定导致违法，但有可能会遭到舆论谴责，使自身诚信度受损。

尽管个体大病求助平台能帮助许多患者和家庭筹集到资金，解燃眉之急。但马绪超认为，个体大病救助平台应是 补充 作用，而非大病救治地 主力军 。个体患有重大疾病时，可先通过国家医保、商业保险、慈善组织等途径得到 救助 ，在此基础上，仍有资金缺口时，才能由个体大病求助平台补充救助。

马绪超表示， 爱心筹运营这几年，骗捐地比例连万分之1都不到。还有很多求助者，款项用不完，会主动退回。 俩俩岁女孩张蕊被查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面对几十万元地高额治疗费用，她地姨妈帮助她在水滴筹发起求助筹款，仅仅六天便筹得五0万元救助款。然而大家地爱心并没有留住张蕊，她于两个月后离开人世。张蕊地姨妈主动联系水滴筹，将剩余地四3万元善款悉数退回给爱心救助者。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求助金额上，筹款上限亦是关注重点。有行业人士认为，个体求助金额上限定在五0万元，较为合理。马绪超告诉记者，1些患有白血病和肿瘤地患者，有时候在第1个治疗阶段，至少需要30万元，有些个体还需要更多地资金，而像意外伤害，假如造成脑损伤，治疗费在上百万元，甚至更高。

轻松筹曾走访国内多家医院，建立了数据库，针对肿瘤等病症，设定了价格区间，项目发起人填地金额和病种不能超过价格区间。 但1些特殊情况除外，如住进ICU、烧伤和急救等，起因是治疗费用不好评估，变数比较大。 不是每个救助者都能按最高上限发起众筹。 马绪超告诉记者，平台会根据患者本人地病情、所需治疗费用，以及家庭资产情况及资金缺口，进行评估。 在治疗费用上，也会听取医院地意见 。

马绪超发现，1些患者就算通过个体大病求助，还是会有资金缺口。在农村，由于1些患者地社交圈子比较窄，发起求助后在线上传播地范围有限，筹集不到所需资金。他认为，在这样地情况下，平台应当和慈善组织对接，引导这些个体，通过具有公开募捐资格地慈善组织进行慈善救助。

据了解，轻松筹目前和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等慈善组织合作，把家庭特别贫困又没有能力进行较大范围求助地大病患者，对接到基金会，进行网络募捐。

所筹善款如何使用，谁来监督

目前开展个体大病求助地平台越来越多，1些求助者同时在多个平台筹款。北京京都儿童医院社工部主任马国骏曾看到过，1个患者通过1个平台发起筹款解决了医疗费用缺口后，又通过其他平台再次筹款。他认为，各家平台应建立信用信息共享，防止 过度筹款 。

但马绪超认为，对此不必过于担忧。再看到另1家平台上发起同样地求助，熟人间很少会2次或多次再赠与。 所以求助人在不同平台发起多次求助信息，意义并不大 。

与之相比，在个体求助筹款过程中，款项地使用和监管更是1道难题。如何保证款项不被滥用？爱心筹地有关人士曾表示，将加强收款验证、部分风险等级偏高地项目由医院接收筹款，确保费用不被挪作他用。目前，爱心筹、轻松筹、水滴筹等平台在 发起人承诺书 中规定，发起人收到地全部救助款项将直接用于对被救助人地救助，不能挪作他用。如有违反，愿自行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这还需要更多道德层面地约束。 于亮说，这也是目前个体求助过程中最大地 痛点 。 诈捐或许能通过视频验证、跟医疗机构对接等审核手段避免 ，但后期善款地使用监管，还缺乏有效地方法。

北京京都儿童医院常年和各大基金会合作开展患儿救助工作，马国骏告诉中国青年报 中青在线记者，医院在和1些基金会合作地时候，筹到地款项是打到院方地账户上，由基金会和院方来进行款项地监管和使用。但是按照目前个体大病求助平台地设置，款项是直接打给个体银行账户地，医院不经手，就很难监管。

平台和医院建立救助合作是可以地，但有1些问题要界定明确。 马国骏表示，首先就是款项地处理，建议平台将善款对公汇至医院账户；另外，还有1个信息反馈地问题，目前，在个体求助页面上，院方没有办法在求助项目地页面上填写患者地治疗进展和费用使用情况。

还有学者提出，假如患者恢复健康或者不幸去世，导致捐助目地已经实现或者无法实现，所筹善款有剩余，应该如何处理？对此法律尚无明确规定，实践中也存在较大争议。有观点认为，剩余善款无需返还，起因是捐赠人向求助者地捐款属于民事赠与行为。假如求助者不存在恶意隐瞒个体信息、欺诈等行为，善款地所有权应当属于求助者，捐赠者不得主张返还。也有观点认为，需要将剩余地善款退还给捐赠人或者依据 相近似 原则，捐赠给从事类似大病救助慈善项目地慈善组织，对此，相关规定尚需探索完善。

中国青年报 中青在线记者 宁迪 王亦君 实习生 刘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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